晋州周家庄 文化地理
 

公社文化建设

  在周家庄乡,仍然保留了大集体模式。回往过去,是一种享受;感受历史,是一种乐趣。在这里,能看到合作社的影子,能领略到大集体的独特魅力。可以参观纪念馆,知晓农村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村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从而了解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可以观看大集体的各种劳动工具、劳动形式和壮观的劳动场面,从而了解周家庄“不让一户贫困、不让一人后进”共同致富的人世情怀;可以参观人民公社时期兴建的公社机关大院、生产队部、牲口棚、马车队、农民文化宫、乡镇企业等和农村改革后建设的新农村等,从而了解农村、农民、农业历史的变迁。


均衡富裕

  全乡社员均衡富裕。社员或参加农业劳动,或从事工业生产,均记工分,年终一次分红,没有暴发户,没有贫困户,全是均衡富裕户,2006年从合作社分红人均5609元。干活记工分,年终才分红,这在全国是惟一。乡干部多数为社员。乡党委、乡政府的领导干部是社员,合作社的干部全是社员。乡干部没有月工资,没有节假日,平时记工分,年终和全乡社员一起分红,分红款居中等水平。


统一规划

  全乡统一规划、统一面积、统一标准、统一大街小巷宽窄、统一施工,从1982年至1998年,全乡实现住宅楼房化,被誉为“农村城市”。


福利制度

  在周家庄,鳏寡孤独残疾者均有所安。对“五保”老人,集体派人伺候,集体负担药费、日常生活费,并每月发20元零花钱。对聋哑呆傻残疾者,集体负担生活费或安排力所能及的劳动。全乡65岁以上老人,每月享受40元养老津贴。65岁以上连续工作20年的农民干部实行退休制,每年享受在职干部的平均生活水平。全乡社员无偿使用自来水。全乡中小学生自1982年起,全部免除一切费用。


社员心声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周家庄的未来究竟何去何从呢?通过周家庄社员的心声,我们来了解周家庄发展面临的现状。

  8月31日的傍晚,周家庄第四队的张顺(音)扛着大锄等在白菜地旁边,与几个同队社员正在聊天,等地里的妇女把白菜全部砍完,他就和其它几人平整菜地。

  “在这里,自己不能选择,队长叫你干什么活就得干。”

  张顺说,队长叫你平整菜地,你就不能到旁边的辣椒地摘辣椒,否则就要扣工分,他说也习惯了。“哪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而且这里对劳动的要求很细致。”张顺说,比如耕生地的要求是深度达到4寸,要平。这样耕完一亩,张顺才可得0.24个工。如果这块地离家较近,才得0.22个工。

  周家庄一切劳动计算都是以工分为标准,看大门的,修拖拉机的,开车的,甚至包括乡长、队长的工作都要到年终按工分进行收入分配。

  9月11日午后,仲秋的阳光依然毒辣。

  吴平和另外7个壮劳力正在周家庄乡政府对面平整一块土地。每铲七八锨土,吴平都会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额头的汗珠。“队长让平地的,地平整好干啥用我们也不知道。队长让干啥咱就干啥,用不着问那么多。”吴平说。

  就在吴平平整土地的同时,不远处的高秀容正在修剪一个篮球场外围的冬青树。

  与吴平的回答一样,高秀容也说,她修剪冬青树也是队长给分的活。“在我们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所有劳动都是队长分配,队长让干啥就得干啥,这样也好,不用操心,但是一定要干好,干不好队长就要扣工分。”高秀容说,她属于周家庄乡第四生产队,修剪好一块篮球场外围的冬青树可以挣5个工分,“去年一年,根据我的工分,队里发了6000多块钱,男同志一年一般可以挣1万多块钱。”

  在集体所有制下,一切听队长安排。队长是生产队的权力枢纽,每年春天决定当年的生产计划时,几乎都是队长一个人安排,报到合作社一般也不会作大的修改。

  “这些队长都是20年前任命的,这几年对个别不称职的队长进行过调整,并没有采取过选举制。” 合作社主任韩建明说,队长必须懂技术,懂得生产的每个环节,“老是换人也不好。”

  在周家庄,也有一些人不愿意受集体经济的束缚。范红(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她是二队的社员,在周家庄乡政府附近经营一家商店。“我并不是对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式不满,做生意是我的个人选择,如果不做生意,每个月也能收入千把块钱,并且不用操那么多心,只是我感觉那样的话有点碌碌无为,有点不自由。”范红说。

  与过去人民公社不一样,周家庄乡虽然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却不控制公民个人财产,到了年底就进行分配。更大的不同在于允许并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

  虽然范红现在选择了自己做生意,如果有一天她不想做生意了,依然可以回到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中去。

  吴强是阀门厂的门卫,他告诉记者:“我们也是按工分发工资,我去年发了一万多块钱,真正在工厂内做工的人都能发两万多块。”

  虽然周家庄的集体经济模式,让社员“不用操心”、“生活有保障”,不过,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模式存在不少弊端。

  “我还是感觉把地分了好,这样更公平,干活更有积极性,可是我们又不敢说,自己做生意吧,也没那本事。”二队社员吴女士说,“我们队长光会给我们分活,他自己就从来不干,发的钱却比我们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