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渌江书院 文化地理
                                       

书院人才

  渌江书院原址在醴陵市青云山,1167年以及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理学大师 渌江书院(18张)朱熹两度踏进渌江书院的院门。明代理学家王守仁明正德元年(1506年)因言事谪贬贵州龙场驿丞,途经湖南,慕名而来渌江书院,浏览之余讲讲学,盘桓多日,渌江书院因此名声大噪。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有诸葛之才的左宗棠应邀担任渌江书院山长(主进,也既院长),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朱熹理学

  朱熹是理学的掌门人,是中国文化史上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宗师,他的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新生的文化力量。曾被人遗弃的文化传承在历史的灰烬中复活了,持续到今天也没法消磨。按理象渌江书院这样等级的书院吸引不了他的视线,一来南有紫阳,北有岳麓,东有白鹿,那些著名书院有更多期待企盼他的目光;二来他还得操持一份泉州同安主薄的吃饭差使。他的西山之行,缘起于他在两年前访学南岳衡山时,打听到好友张栻徙居衡阳后正讲学于潭州的信息。

  张栻

  张栻是当朝宰相张竣之子,也是同朝著名诗人陆游的文友,虽出身豪门却一心向学,他是同时代为数不多有着与朱熹相近的学术思想的知名学者,在理学史上有着与朱熹一样的重要地位。为了这次与张栻的聚会,朱熹足足准备了两年,最后终于在1 1 6 7 年8 月从福建崇安出发,不远千里朝渌江书院走来!

  风云际会,山岳生辉,两位中国学术文化的顶尖人物在渌江书院发生了激烈的学术碰撞。他们把各自最精密、最尖端的学术思考以诘究商问的方式自由地呈现于渌江的讲坛之上,使“肃衣冠而至”的渌江学子领略到理学最精髓的学术思想,饱览大儒们的气度和风采。

  那一年朱熹三十七岁,张栻三十四岁,两人都处于难以被对手降服的年龄,以至于他们后来不得不移师北上,继续设坛于岳麓书院,完成在中国文化史上极富盛名的“朱、张会讲”。

  人们目送朱熹的背影消失在北上岳麓的夕阳中,却日益滋长着对朱子的崇拜和景仰。次年一些醴陵人就捐钱捐粮,在朱熹设坛的地方立起了朱子石像,尔后又以朱子亭以“祠之”,甚至在他们同游南岳后进入醴陵县境依依作别的小镇,人们也为朱熹建亭以示留念,乃有了朱亭 —— 今京广线上一小站的地名。值得庆幸的是,自宋以后历朝历代,即使是救死不暇、炮火喧嚣的战乱年代,渌江书院的师生们都象保护自己的祖宗牌位一样保护着朱子的石像。这其中躲过了日寇的铁蹄,也熬过了文革的文化浩劫。

  后期发展

  朱、张会讲后的第七年,张栻离开潭州成为钦定的抗金将领,但秦桧当道,终无大成;后来他又冒死进谏,指望用理学来鼓动庸腐的皇帝能坚挺起来,但学人最终收获的只有一片阴冷的哀伤,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1194年,朱熹出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复聘掌岳麓书院,渌江书院成了他垂直管理的基层。这时离历史上的“朱、张会讲”已相隔整整二十七年,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不见了,只剩下一位沧桑满怀、慈眉善目的老人。

  沉痛的现实

  与上次到渌江书院不同的是,朱熹在渌江书院找到了更多的崇拜者和知音。眼前到处是琅琅的读书声和通文理懂教化的士人绅宦,陪侍他身边左右的两位学生竟也都是醴陵人。一个是吴猎,一个是黎贵臣。吴猎是湖湘学子中最得朱熹、张栻学术真传的第一人,“初从张栻学,乾道初,朱熹会栻于潭,猎又亲炙之。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宋元学案》卷六十九)不久朱熹干脆把吴猎推为自己在岳麓书院的继任人,使吴猎日后成为岳麓巨子和湖湘文化的奠基者之一。另一位黎君臣,也是“从朱子业,讲明道学,士类多宗之”。朱熹特意为他颁发了《委教授置岳麓书院牒》,嘱咐院方特意为黎“置额外生十名,以处四方游学之士”(《醴陵县志》页八一0 ),甚至朱熹还为他安排了斋舍、几案、床塌等日常用具,可见对黎的器重赏识。

  然而这时的理学被朝庭视为伪学,进而升格为“逆党”,生命的豪气在滚滚的红尘浊浪中被耗散和磨灭,在官场遭到小人暗算的老年朱熹,总算从两位醴陵籍弟子身上找到了几分慰藉。

  朱熹拖着沉重的步履在吴猎、黎贵臣两位爱徒的搀扶下,于1197年8月的一天,平平仄仄地再一次迈进了渌江书院,时隔30年,不多不少,同样是8月份!他长久地停留在自己的石像前,酸楚和悲凉不时在他心中涌动:

  苍颜已是十年前,

  把镜回看益怅然,

  临深履薄量无几,

  且将余日付残篇。

  白发苍颜的朱子没有了昔日的激昂慷慨,却平添许多对尘世的喟叹悲吟。哼一声“且将余日付残篇”,呛下坛中的渌江书院弟子一行行酸泪来!

  五年后,当众多的渌江书院弟子在政坛中开始扬名立万时,开醴陵一代文风教化之先的朱熹客死建阳。他把生命的终点选择在一座更为偏僻的书院。


书院作品

  其实一座人文化了的渌江书院是一本难以掀开的史书,足够让人们去审度和消受。雄沉厚重的气格,稳健大度的神韵,含蓄多情的灵性,那一点都是人格化了的苍凝和人文的化身,只是现实功利物欲的怆惶和诳诱泯没了人们的理性和良知,因此,富有的渌江书院也如同一个需要苦苦挣扎的民族一样阅尽沧桑。

  渌江书院在近数十年则是躲灾多难,在那场文化浩劫中,张栻、王阳明、左宗棠的画像被付之一炬,后来干脆把书院给了一家工厂作为厂房仓库,直到七九年春邓小平亲自批示,才得以收回重修。还好,朱子的画像还占有一壁;其次是宁调元的墓碑,因为是潜逃台湾的于右任所题,所以得砸为两段,不厌其烦地磨去石碑上的碑铭;下一个是客死他乡的落泊文人傅熊湘墓,干脆撬定墓碑,首先用于垒砌猪栏,“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然后用来铺路搭桥,最后其中的半爿也不知所终;轮到红拂墓就没那么幸免了,无知的盗墓贼将它轰开了一大窟窿,丢下一摊残渣余土后空手而遁,他们哪里知道传说中的红拂怎么会有什么随葬之物呢?

  最值得痛恨的是,有人竟在左权纪念碑的正下方也留下了“×××到此一游”的文字垃圾。

  “人文渊薮”的琅琅书声和争相亲炙的究学场面不见了,代之以官场的寒暄,小人的哄闹。人格精神的塑造有时会是多么的苍白和无能。

  残酷冷漠的历史舞台可以任英雄们尽情地驰骋,典藉上也不吝惜记叙他们的文墨,而现实的功利物欲却容不下他们的灵魂?中国的土地也实在是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也可以用于豪宅,但就是容不下英雄们用于蔽身的一方泥土,一方仅似于牌桌大小的泥土。

  悠长岁月的磨砺和煎熬接成的怎么会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哀,播衍翻腾的历史文明怎么就消蚀和化解不了人性人格化了的一卧小山?

  眼前的西山已暮色四合,凄迷缭绕,学者大师们的贤明仁厚和为文化人格殉道的精神将浮躁的自我映照得苍白难堪,古朴的西山在哄闹和蚕食中潜伏,回旋的暮鸦和苍凉的船歌仍旧陪伴着不倦的渌江。那条因无数学人踩踏而坚实的路基变成了通向政府办公大楼的冷漠的水泥大道,办公大楼及附属的豪华宾馆挤在西山的腹地,仿佛要占尽西山的风光,将文化历史亘古的寂凉引向新的寂凉。人们的耳畔仿佛又回荡着杂乱的棒槌声响。然而,棒槌声在叩击着河岸,却分明是在撞击着西山和渌江书院的灵魂!


解读书院

  解读渌江书院周围,不该忽略的还有其所在地西山的墓和碑。

  按时间顺序,首先应该提及的当然是卧伏于西山半腰的红拂墓。

  据说隋朝末年宰相杨素府中来了一名下级军官,被昏官杨素奚落弃用,而站在杨素身后手执红拂的小丫环对眼前的小伙子则情有独钟,乃连夜潜出宰相府直奔小伙子的住处,并以身相许,愿侍公子终身。于是二人趁月黑摸出城来,投奔了太原的反将李世民。原来这位小伙子就是唐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国大臣、官拜卫国公的李靖,而那位手执红拂的女孩就是稗观野史中记载的著名的“慧眼”红拂。

  唐朝初立,李靖南征,红拂随侍左右,不料途径醴陵时染疴不起,军旅倥偬的李靖只得将她草葬于渌江书院所在的西山。

  “一双慧眼风尘外,三尺荒坟夕照间”。不幸的红拂没能与自己慧眼相识的英雄偕老终生,而有幸的渌江书院周围却接纳了一位世间奇女。

  渌江书院所在的西山毕竟是红拂的异乡,慧眼识才的典故也多少带有人文雕饰和清客附会的痕迹,但接下来要涉及的被西山揽身入怀的几个历史人物都是历史的真实。

  宁调元回到西山的怀抱是在他离开西山后的第十年。十年前从渌江书院走出的热血英才,而今回来的却是一腔血肉模糊的忠骨。

  在众多的西山墓冢中,宁调元墓无疑是西山的骄傲。他毕生从事反帝反清反袁,五遭缉捕,两入监牢;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杂志《洞庭波》和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办者之一,他的“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的名言,成了南社一千多知识分子遵从的圭臬,他的作品也启迪了一代青年学子的爱国情怀。十年中三分之一的牢狱生活,使他成了中国近代名动一时的“囚徒诗人和革命家”。

  年仅三十岁的年轻革命家在封建专制滴血的屠刀前是何等的襟怀和坦然。据说他忠骨归山的那天,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整个醴陵城内万人空巷,缟素满山。后来他的生前好友吴敬恒、蔡元培、章太炎、张继等人联袂来到西山,举行了盛大的凭吊活动。不久,行政院长于右任又亲自为他题写了碑铭,至今移置于渌江书院内,成为渌江书院残存的几件文物之一。

  登上渌江书院所在的西山山顶,拔开一堆荆棘枯草,映入眼帘的是由程潜题写的半爿墓牌和一堆残土。这将墓庐设置在西山峰顶而又被现实的枯草湮没的就是傅熊湘的墓了。

  这位传世达几千万言著述,为中国近代新闻学、目录学、文字学和方志学的创设都立下了奠基之功的湖湘学术巨子,早年奔波于上海、武汉、长沙,先后创办了《洞庭波》、《竞业旬报》、《大汉报》、《湖南月报》、《长沙晚报》等十几份反帝反清的报纸,后来又主持过上海公学、渌江书院、江西萍乡中学、长沙明德学堂诸校。在救亡和革命压倒一切的动荡年代,他一心一意顽强地做着驱愚启智、揭橥文字的启蒙工作,培养了诸如戏剧学家陈翰笙、中国第一位外交史专家刘彦、教育学家刘佛年、史学家黎澍以及程潜、左权、李立三等一大批名扬海外的著名人物。“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已友兼师”(胡适《四十年自述》),十五岁的胡适也是在恩师傅熊湘的启迪下走上了成才之道。

  然而,盛年的激流勇进和学术上的大放异彩却被他生命中最后几年的迷惘所遮盖。在他死后的第三十五年,他成了反对革命的反面教材。中国知识分子的际遇就是哪么的特别,人死了就不一定表明他的对手不在了。

  曾有醴陵人多次提议有关方面能斥资修葺傅熊湘墓,并能设法找到拆走的另一爿墓碑,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整个中国近代,醴陵涌现的敌对两方面的军事将才太多太多,而真正称得上某一地域文化巨子的人却太少太少。既然醴陵的先辈能把西山最高的地块留给傅熊湘,有灵性的渌江书院也并未厌弃自己有过过失的孩子,那么,当今的我们也就不该有让其残破荒凉的理由,傅熊湘也不应该是被枯草荆棘湮没的人物!

  近年来,在西山的东北侧耸起了一座巍巍的纪念碑,它使步履匆匆的当代醴陵人无不为之止步注目。假如有不明就里的人招手询问,回答者一定会给你掷下响当当的五个字:左权纪念碑!硬朗的语气中分明透出几分傲气和对无知者的嗔怪。

  左权无论是毕业于渌江书院、讲武学堂、黄埔军校,还是远赴苏联中山大学,优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他始终是一名最最勤奋的学生。他是邓小平、刘伯承最值得敬重的同学和良师益友,邓小平回忆他“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刘伯承则谦逊地称“俄文请教左权同志”。他的同乡战友杨得志觉得“他说历史,能说上几个朝代;说天文,他也能讲一套日月星辰;讲战术,自然更是内行”。因此他成了朱德眼中“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笔下“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回顾中国工农红军的艰难创建,中国游击战争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的制订、完善和发展,样样都有左权浸渍的斑斑血汗和深邃智慧的凝聚。

  然而,苍天忌才,后来他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率部勇斗十倍于我之日寇于清漳河边,最后以身殉国。

  然而直到最近几年,一些严肃认真的史学工作者才向世人揭示了左权牺牲前后的处境和生存状态。令人无法想象的是,他直至牺牲时还是一个背着留党察看处分有着“分裂身份”的“嫌疑分子”。在突围的过程中,他放弃了至少是两个可以合理生还的机会,面对劈顶的炮弹,他甚至连弯腰的自我保护动作也没有,硝烟过后,他的身影消失了。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他的牺牲本是可以完全避免的,之所以放弃一切求生的机会,是为了用生命证实他的忠诚。“舍生取义,尽忠职守”成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公识。

  如此优秀的英雄儿女,他回归渌江书院的英灵,无疑给渌江书院乃至西山,增添了顶天立地、横江揽海的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