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渌江书院 历史典故
                                     

历史状态

  宋代以前,现株洲全市各个县城还属于瘴疬卑湿、榛狉草莽的南蛮之地,先进的中原教化,跌跌撞撞地越过长江后,到达株洲市当时最繁华的醴陵县城时已成了强弩之末。

  自南宋始,小小的醴陵市一口气兴创了九所颇具规模的书院,即使在清初“不许别创书院”的文教控制政策之下,固执的醴陵人还是创建和重修了五所书院。其中,位居西山脚下的渌江书院因以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教学质量最高、培养出的人才最多,而成为湘东子弟求知究学江书院的首选之所。

  渌江书院设讲堂、内厅、斋堂和考棚。院前有千年古樟。古樟下刻有明王守仁在醴之诗:“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右下方有洗心泉,清澈见底,水味甘甜,可消暑气。左前有宋名臣祠、靖兴寺,可通渌江书院。书院左侧有考棚一字排开,考棚前院有于右任书“宁太一纪念碑”(碑原立于太一墓旁,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遭破坏。后由教师进修学校找回,暂立于此)。光绪三十年(1904),改渌江书院为渌江高等小学堂,次年再改办为渌江中学(后改县立中学)。民国16年秋冬停办。17年,在中学原址办县立乡村师范,1950 年又改为县立中学。县立中学与湘东、遵道两所私立中学合并为醴陵一中后,原址曾办过医院或闲置。1981年,创办醴陵教师进修学校。1982年,政府拨款维修,我国著名醴籍书法家李铎为题门额:“渌江书院”。1986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从福建到潭州访张栻,经醴陵归崇安,在渌江书院前学宫讲学。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知潭州,再次到渌江书院前身学宫讲学。

  清乾隆八年(1743年)改建学宫于按察司行署故址。

  乾隆十八年(1753年),在城中朱子祠之右,以延续了宋、元、明三代的学宫故地为址,由知县管乐倡建,首任山长为陈梦元。

  乾隆十九年(1754年)知县杨鸾续修渌江书院。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知县田彬完缮渌江书院,并将义学田租移渌江书院,复倡士民捐田十二硕三斗八升,作书院学产。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知县秦克让为书院捐田九斗五升四合,岁收租谷十六硕二升,扩充学产。

  乾隆四十年(1775年)余廷灿掌教渌江书院。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知县赵贵览及顾振声、教谕欧阳契相继修葺书院。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知县樊寅捷继修渌江书院。

  清嘉庆初年(1797年)张九钺在历官江西南丰、峡江、南昌及广东始兴、保昌、海阳短县后,到渌江书院主讲,写有《渌江桥望映水芙蓉》等词。

  清道光九年(1829年)知县陈心炳移建渌江书院于西山宋淳祐年间的西山书院遗址处,旧院概作考棚,新院分三进六斋。

  道光十二年(1832年)王继之来渌江书院主教席。

  道光十七年(1837年)左宗棠任渌江书院山长,依朱子小学订学规八则。

  清咸丰六年(1856年)知县崔斌捐钱四百串,并劝县绅捐田十九石一斗,为书院山长增薪,解决因修脯太薄而“讲席空悬”问题。并崔知县始详准,改“上宪荐引”山长为县官与书院首士聘请。

  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率军出江西援祁门,途经醴陵,与渌江书院诸生谈笑甚欢。

  清光绪三年(1877年),由文蔚起等主修,刘清荪等纂辑《渌江书院志》,共六卷。

  光绪五年(1879年),知县连华令设经课,置书藏兴贤堂,对生童加强训诂词章之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教谕陈寿伦倡建宋名臣祠(称三公祠),祀宋代醴陵名臣杨大异、吴猎、皮龙荣等。因肆业者增多,将靖兴寺增为“日新斋”,宋名臣祠内增改“又新斋”。

  光绪三十年(1904年),废科举,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

  1926年,山洪冲塌西边斋舍,中学移至状元洲。

  1927年,在西边斋舍原址上新建教学楼,并办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1948年,办中师班,更名为醴陵县立师范学校。

  1951年,学校由广州军区接管。

  1979年,渌江书院划归地方管理。

  1980年,创办教师进修学校。

  1984年,经湖南省教委验收备案,定为湖南省重点教师进修学校。

  2004年7月,渌江书院与宋名臣祠、靖兴寺交为醴陵市文物管理所管理。

  2006年12月8日,醴陵市文物局成立。渌江书院由醴陵市文物局管理。


书院传奇

  追踪活跃在近代中国不同领域最高层面的众多醴陵人,令人最惊奇的发现是:在渌江书院传播的范围内,竟同时拥有难以计数的顶尖人物。

  往东至傅家湾,是湖湘学术巨子、南社湘集创始人傅熊湘的老家。再越过几个山包和几条小溪即到达了著名爱国将领程潜的故居,往北不出一里,则同时出了国民党陆军上将、第八军军长张国威和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陆军中将刘咏尧。往南两华里,则到了著名的刘家湾,这里就是“护国元勋”、零陵镇守使、北伐烈士刘建藩和抗日时期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后任福建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刘建绪的出生地,二则同出一门,于家乡也多施善举,至今都有流传里巷的好名声。当小溪辗过田畴婉延向西流去,就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谍海枭雄”王芃生(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李霞的原形即其下属)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故里。

  在近代中国,还有一个与人才辈出的醴陵比肩齐名的所在,那就是浙江的奉化。奉化是蒋介石的家乡,在“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传统窠臼中,奉化人更多的是获益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平庸升迁的老套路,不似醴陵人凭实力和内涵绰绰有余地鼓捣着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田地。人才难得,大批人才的出现,毕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细心培植和痛苦的锤炼过程,所以任何急功近利或期望直捣龙潭式的浮躁,都不应该是经营教育这一神圣事业的正常心态。闭塞也不是教育的唯一障碍,内引外流,闭塞和开放俱存,有时却能够培育出许多典型的正反两方面的人物。这不能不说是神圣事业的神秘所致,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题反做。